原标题：任正非：力出一孔
作 者：陈为 正和岛副总裁、总编辑
陕西人身上，很有些“一根筋”的劲儿。
张艺谋片里的“秋菊”流离失所，执着一念，只为讨要一个“说法”。
陕西作家们也都有不同寻常的“写法”。路遥写《普通的国际》，每天熬到深夜，早晨从他人的正午开端，3部6卷100多万字的煌煌巨作，每天握着圆珠笔在稿纸上笔耕不辍，直写到手指显露白骨；陈忠实写《白鹿原》，只身跑到乡间祖屋，每天抽着残次烟，额头上沟壑纵横，历时4年，把稿子交出去的时分，给对方说，“我把命交给你们了”；贾平凹早年想靠文学翻身，孤身独屋，清晨一声“开写”，就运指如飞，草纸翻飞，一向写到暗无天日……
孙皓晖写《大秦帝国》更是凶猛。从1993年开端动笔，到2008年敲下500多万字的终究一个句号，前后历经15年。他辞去高校教职，多年磨一剑，青丝变青丝，只为一个愿望：让大秦明月朗照后世，为中华文明正源。
任正非与《大秦帝国》
2009年，依据孙皓晖小说改编的长篇电视剧《大秦帝国》第一部《裂变》正式开播，好评如潮。尔后，第二部《纵横》、第三部《兴起》别离于2013年、2017年上映。10多年曩昔，在许多剧迷的期盼与呼喊中，风闻这个系列的第四部《全国》总算要在近来揭开面纱了。
这一次，翘首以待的万众中必定也会有一个咱们了解的身影——任正非。
任正非曾数次向华为人引荐这部电视剧。2017年，经过参谋田涛，任正非专门把孙皓晖请到深圳，给华为高管做了一场题为《大秦帝国对现代企业的前史启示》的重磅讲座。
华为总部，任正非与孙皓晖谈笑自若而在2013年，任正非在新年献词《力出一孔，利出一孔》中就曾提出，“假如咱们能坚持“力出一孔，利出一孔”，“下一个倒下的就不会是华为”；假如咱们发散了“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的准则，“下一个倒下的或许或许便是华为”。
这个“力出一孔，利出一孔”是啥意思？来自何处？任正非为何如此垂青这个表述与理念？
上一年翻看《商君书》我才发现，这句话正是源于商鞅的思维言论集《商君书》。
这本书里有两处清晰谈到“利出一孔”的主旨。《农战》篇里有言“民见上利之从一空出也，则作壹”。这儿的“空”是“孔”的通假字，一空便是一孔，意思是民众看到赏禄都是从农耕与作战这一个途径宣布，便会专务农战，不作他想。《靳令》篇里则有更直接的表述，“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其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
“利出一孔”出于商鞅。而《大秦帝国》第一部《裂变》，主要讲的便是秦孝公和商鞅锐意革新、变法图强的故事，其间也专门有撰写《商君书》的情节。
商鞅其人其书
那么，影响任正非的商鞅是何许人也？
商鞅，本名公孙殃，战国时卫国人。后来由于领兵大破魏军，“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大秦帝国之裂变》剧照这儿的“於”是今日的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一带，“商”就在我的故土陕西商洛市。这个“商”东靠河南的南阳、三门峡，《大秦帝国》第二部《纵横》里有秦相张仪以“商於600里地”欺楚的故事，指的便是这一片区域。“商”南接湖北十堰，前史上闻名的“朝梁暮陈”之地，就在我老家山阳县的漫川关。
“科以人重科益重”，商地有商君，却不善打这张主力。羞愧的是，我近年才开端关注到商鞅这个人，而商洛上一年更发生过举行马拉松赛事却在奖牌上把商鞅姓名写错的奇闻。
《史记》里专有“商君列传”一章。说商鞅罕见奇才，本在魏相公叔痤门下。公叔痤临终向魏王推荐商鞅，惋惜魏王没眼光，没有用他。正好秦孝公发求贤令，便去了秦国。见到孝公，起先商鞅说之以帝道、王道、蛮横，孝公都打瞌睡，没兴趣。后来商鞅说起“强国之术”，孝公一会儿激灵起来，两人“语数日不厌”，决意变法求新。
要变法，就要打破许多既得利益者的坛坛罐罐，向来都是极难的事。商鞅变法也是如此，甘龙、杜挚一派一开端就竭力阻遏敌对，幸亏孝公毅力坚决，一意力挺。革新派与守旧派的斗法这一段，是《大秦帝国》里演绎得最为精彩弯曲、摄人魂魄的阶段之一。前史本相或许正如其间所示，没有孝公和商鞅之间的高度互信，没有两人一意的发愤图强、舍生忘死，变法都不得成功。
变法之始，先是徙木立信，让令行于民。后来太子犯了法，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坚持把太子傅、孝公哥哥令郎虔的鼻子割了，把太子的教师公孙贾施以黥刑。按照法则，自以为是。
把拦路的“山君”打掉之后，便是整治戎行，提高兵力。以军功爵位为赏，严刑峻法为罚，把大众的力与利都置于“耕战”之一孔。效果也是显着的，秦在其时髦是小国，民众勇于私斗，怯于公战。革新之后，没有情面与潜规矩，彻底按斩首的敌人人头来计军功。所以，“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是以全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成为实在的虎狼之师。
除了军爵准则，商鞅也对整个旧体系进行了雷厉风行地革新，中心是土地革新，一致度量衡和推广郡县制。
效果马到成功，“居3年，大众便之”，“居五年，秦人充足”。到了第10年，“道不拾遗，山无响马”。
但商鞅开罪的人多，却不知道自我维护，也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孝公临终，曾想传位给他，商鞅峻拒不受。秦惠公继位，群起而攻，终究被诬告谋反，遭车裂而死。
《商君书》又称《商君》、《商子》，是法家的代表作，在战国后期较为盛行。其间内容并非都是商鞅所著，而是商鞅及这今后学的著作汇编。现在撒播的版别，共有26篇，包括其变法的指导思维与具体措施。
关于商鞅与《商君书》，向来议论纷纷，争议颇多。
文人言多轻视。司马迁点评商鞅“天分尖刻人也”，“卒受恶名于秦”；苏轼作《商鞅论》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而政治家却对其多有称道，嬴政时的秦相李斯说，“孝共用商鞅之法，推陈出新，民以殷盛，国以充足，大众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王安石在《商鞅》一诗中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斤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毛泽东中学时读到《史记》里的商鞅故事，曾心潮汹涌，写下《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称“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巨大之政治家，商鞅不名列前茅乎？”。前些年，朱镕基看话剧《商鞅》，到车裂一节时，也曾泪洒当场。
《商君书》亦然。文明学者鲍鹏山一向剧烈地批评这本书，称它是恶之花，是“秦王朝专制政治的漆黑心脏”；国学研讨专家杨鹏则称其为我国历代统治者必备的教科书，是读懂我国前史与人道不行不读的一本书。
在我看来，商鞅及法家残酷酷烈的一面，“弱民”、“愚民”、“削民”的一面，“燔诗书而明法则”的一面，无疑应扔进前史的垃圾堆。但其准则理性的一面，极富进取心与务实精力的一面，特别是适应人道满意人道的一面，却是值得认真学习学习的。
秦国后来能在大争之世横扫六合，一统全国，商鞅变法可谓强国起点。这今后，秦国兵力、国力的大幅跃升，由此发端。商鞅是依法治国的前期倡议者与实践者，可谓秦律与秦制的总设计师。
吴晓波研讨我国历代经济准则革新，发现“在国际各文明古国中，我国是最早打破贵族准则的国家，这其间，商鞅的效果可谓最大。”开端于公元前360年的商鞅变法，可称是“中华帝国坯胎初成的时间”。
庄周梦蝶，孔子梦周公，“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对周朝心驰神往。但在柳宗元看来，商、周之所以不变法，不废诸侯，是不得已，是有私心，由于依托这些人才革了前朝的命，将来还要依托他们出力捍卫自己的后代。而秦朝废弃分封诸侯，推广郡县准则，是最大的公，以全国为公，是从秦朝开端的。他在《封建论》中说，“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但是公全国之端自秦始。”
史家千帆过眼，论人断事自有定见，不为俗世物议所摇夺。尽管商鞅所代表的法家一向担负恶名负评，学界中人其实一向对法家现代性的一面不乏发掘与赞誉。
吕思勉在《我国政治思维史》里说：“法家之学，在先秦诸子中，是最为新颖的。先秦诸子之学，只要这一家见用于时，而见用之后，竟然能以之取全国，确非偶尔之事。”黄仁宇在《我国大前史》中有客观精到的谈论。他称法家思维“尽管它站在人道为恶的态度，但是也以为人类仍能够团体为善。这种信条与19世纪德国前史学家特莱澈克的理论，极为挨近。也由于它的‘现代’颜色，我国法家有时令西方读者倾折。他们的法制观念不为传统习气、古代特权、盛行的品德观念、家人亲疏，或乃至悲天悯人所左右。”张宏杰在《简读我国史》中也称，在各国的变法中，商鞅变法是最成功的、最彻底的，“法家推重准则理性，要用准则而不是品德来处理问题，这个思路应该说比儒家更为高超。法家革新者打破全部条条框框的勇气，不避矛头、敢为人先的气魄和摧陷廓清、天翻地覆的气势，的确也让人感觉振作”。
需求指出的是，在《商君书》中，商人与商业是需求镇压按捺的目标，这是落后的。但书中也表现了清晰的产权认识、所有权观念，这却是先进的。
《商君书-定分》篇中说了一个故事，“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不决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
一兔傍地走，百人竞追逐。满市卖兔者，却无一人顾。
何故然？所有权是否清楚所造成的也。
力出一孔，利出一孔
天才长于从全部事物中罗致生长养料。
拨开迷雾，任正非这个商界独狼又从商鞅身上看到了、学到了什么有用之处？
有人注意到，商鞅的中心是“农战”思维，而任正非的言语体系也常常环绕“农”与“战”打开。假如计算一下任正非的高频词，马铃薯、养猪、种田、庄稼、磨豆腐、打粮食、土壤肥力，都是他常常提及的词汇，他当年预备卖掉华为时，也预备用拿到的钱去并购洛阳的拖拉机厂。军事用语在任正非的讲演中更是迭出不穷，赤军、蓝军、将军、战士、部队、壕沟、炮火、冲击、攻城、碉堡、指挥部、上甘岭……
但这其实仅仅外表的偶然。从商鞅身上，任正非罗致到的实在精华便是“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的价值导向。“力出一孔”是战略方向的聚集，“利出一孔”是赏罚准则的保证。而这背面，则是对人心与人道的深入调查与激起。
商鞅的“力出一孔”便是经过变法把整个秦国变成一座农场和兵营。任正非的“力出一孔”则是整个安排只在一亩地里打粮食，只对准一个城墙口冲击。
中美贸易战烽火燃到华为身上今后，任正非密布接受了一系列中外媒体采访，他屡次提及，“一个人假如专注只做一件事是必定会成功的”。华为能走到今日，原因无它，便是由于“一根筋，一条路”，几十年来只在一个窄窄的面上发力，只对准一个城墙口冲击，继续压强投入。
这便是“力出一孔”。
而“利出一孔”，关于商鞅而言，便是从人道动身，以功利（军爵赏禄）来影响秦人的饥饿感，满意其饥饿感。《商君书-算地》篇中说“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功利之所出，不行不审也。……胜敌而草不荒，充足之功可坐而致也。”奠基其上的商鞅变法以此充分地激活了个别，造就了强壮的国家。但这今后国家对个别的过度剥削，却又造成了个别价值与创造力的消灭，终究摧毁了整个体系。
任正非是人道大师。他一向有用防备着安排的堕落与贪婪，却又成功地经过“饥饿感”让十几万职工保持着炽热的热情、愿望与斗争精力，保持着激扬的战斗力与创造力。
这方面，任正非有许多独具匠心的精彩表述，在传统的认知里，它们几乎是惊世骇俗的。任正非说，跑到最前面的人，就要给他“二两大烟土”；他为华为要点人才团队拟定的标语是：升官发财，请来战略预备队；他说，什么是企图心？便是让底层职工有对奖金的巴望、对股票的巴望、对晋级的巴望、对成功的巴望。他鼓舞公司研制人员的家人，多到奢侈品商铺去买包。而在华为创建初期，他就常常为职工描绘一幅夸姣的场景：你们今后必定要买三室一厅或四室一厅的房子，最重要的是要有阳台，并且阳台必定要大一点，由于咱们华为将来会分许多钱。钱多了装麻袋里边，塞在床底下简单返潮，要拿出来晒晒太阳，这就需求一个大一点的阳台……
正是在这个视点，学者杨鹏说，“即使到今日，一个没有功利认识的人，一个不自觉进行功利准则安排的人，当不了好的办理者。办理者，首要要能敏捷调查人道深层的永久的功利激动，了解唯有满意这种基础性的功利激动，才干调集出继续的积极性，将个人的追名逐利的动力与安排利益的开展高度一致起来”。这几乎便是对任正非的描画与解读。
杨又说，“实在的完好的人道理论，是能了解人道的多层性和丰富性的。实在凶猛的人，是上层动机总控，一起多层动机、多层动能一致起来的人。凶猛的国家，是上层动机总控，一起多层动机、多层动能一致起来的国家。”
《大秦帝国》以商鞅变法为起点，描画了秦国几代雄主能臣以东出为念，以全国为志，苦心竭虑，发愤图强的故事，它是一个国家由弱到强的创业史，也是几代人继续接力的斗争史。商鞅的抱负是高蹈的，在人道的层面，却是务实的。商鞅变法的成功，实质源于对人道之河的依从。
在任正非看来，商鞅变法方向正确，却仍然有缺点。他曾点评，“商鞅变法的路子是对的，惋惜太急进，革新不能太急进，会人为添加革新的本钱。”
他更为赏识与尊敬的是邓小平。40多年前我国的革新开放，能让一个大国洗刷旧染，脱胎剧变，实质上正源于邓公对人道的开释、满意与呼喊。其时，在纷飞的教条和迷信之中，邓致力于解开人们身上的捆绑，让公民吃饱肚子，过上好日子，所以死后他被亲热地称为“巨大的俗人”。当十几亿人在饥饿、压抑与伤口中抬起头，生宣布对充足与夸姣的热望，鼓动起对财富与力气的竞逐，那是多么汹涌雄壮的巨流！
往事越千年，大路相通。从商鞅到邓小平，成功的变法与革新，无不是唤醒、激起与满意人们关于财富、威望、权利与价值感、成果感的巴望，无不是对人道的发现、解放与引导。
《史记-货殖列传》开篇，司马迁就有一段精辟独特的谈论，“《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导之，其次规整之，最下者与之争。”
意思便是说，尽管老子这些前人苦口婆心人们“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奔驰畋猎令人心发狂”，期望咱们咱们闭目塞听，少私寡欲，但自古以来，老大众便是喜爱听好听的，看美观的，吃好吃的，玩好玩的，贪图享受，寻求神威，这是永久不变的人道啊。你便是挨家挨户给他们讲道理，办培训班，恐怕也是禀性难移吧。所以，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在这点上就见出了高低之分：最糟糕的是放纵自己，与民争利；稍好一点的会缔结规矩，用规章准则来约束人们的愿望；再高超一点的懂得教育咱们，要控制愿望；更凶猛的则是借着有利的局势而加以引导；最高层级的领导者则知道“人欲即天理”，他们会依从人们的愿望，并将之导向正确的方向。
焕发的人道历来是前史前行的原力。国家如此，企业何曾不是如此。
为何任正非就能调查人道暗码，他葫芦里的灵丹妙药从何而来？
“一桶浆糊”
任正非怎么看待自己？
他的自我点评是，“我既不明白技能，也不明白办理，也不明白财政。我就提了一桶“浆糊”，把十八万职工黏结在一起，让他们尽力冲击。”
这个“浆糊”，表现为华为的价值观与企业文明，而源于任正非的精力乳汁与思维养料。
其实，在这桶浆糊里，前文浓墨重彩书写的商鞅思维仅是其间一勺，并非主体。
那么，任正非的浆糊里究竟是什么？我就此向多年近身调查华为的田涛先生请教过。田先生以为，假如非要对任正非的思维地图做个份额切分，大致能够说美国咨询公司的影响占5成，戎行的思维占3成，其他的来历占2成。
在他看来，华为无异是一个微缩版的“美国”，它的文明与机制恰恰不是“中学为体”，而是彻底西化的底色。源于美国的清教徒精力支撑起了华为斗争文明的骨架，而这正是华为独具优势、遥遥领先的暗码。
不管西东，任正非的学习力确是惊人。“华为基本法”的起草者之一、华夏柱石咨询公司创始人彭剑锋说，任正非不是“学习”，他几乎便是“血洗”。你的视点和思维他总能很快把握，并且立刻比你论述得更为深入。
任正非形形色色，博采众长。他向美国学，向英国学，向日本学，向德国学，向清教徒学，向西点军校学，向IBM学，向微软、苹果、亚马逊学，向丰田、索尼学，向解放军学，向共产党学，向李小文学，向衡水中学学，向动物学，向植物学……
真是一桶浆糊！一桶融汇各家之所长的浆糊！
思维上的五光十色与行为上的极致专注，构成一个看似敌对的敌对一致体，成果了一个绝无仅有的任正非与华为。
而这“敌对”里，正凝聚着一个强者的中心特质与隐秘。
经营者们，你的一桶“浆糊”，又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