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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硅谷日新月异的发展、人们对硅谷的盲目崇拜，20多岁的安娜·维纳从出版业转行跳槽到了科技行业。然而，她却对这个行业存在的意义认知甚少。
维纳想要跳出硅谷的束缚，认清现实，并写书称硅谷为“恐怖之谷“。科技初创公司给人一种、改变世界的印象，然而背后却是泡沫和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理想主义。
由于2016年的总统大选和近来的一系列科技界丑闻，维纳对于科技的梦想幻灭。她期待一个改善的、能给世界带来真正益处的硅谷。
原文来自The Atlantic，作者ISMAIL MUHAMMAD
《恐怖之谷》（Uncanny Valley）是一本关于科技从业者生活的回忆录，作者是安娜·维纳。也许，书中最常重复的一句话便是“我不知道”。每次打开这本书，读者都可以感到维纳的眼界十分受限。
2013年，20多岁的维纳刚刚大学毕业，正在纽约从事出版业工作。当时出版业已经僵化，失去了活力。她担任一家精品文学机构的助理，同时做自由编辑，凭着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
“眼前没有发展的空间。三年前，我还对接听电话感到兴奋，像是在刺探别人的隐私一样，而如今这种感觉已经消失殆尽。”维纳回忆道，不无嘲讽意味。她并不是真的穷，只是“享有特权并堕落着”罢了。
当时，一个新的、更有活力的经济区域正在美国西海岸形成，“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维纳写道。一家没有命名的“网上超市”触及出版业和其他行业，因其没有人情味但高效率而出名。“人人都讨厌的社交网络”正在改变社交的意义。
风险投资家支持这些公司的方式是，投入数十亿美元来支持一些非常年轻的人。这些人承诺，他们的App将使世界更加友善、更加互联，同时也可以让投资者成为百万富翁。
科技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维纳生活的方方面面，她醒着的时间都花在电脑上，比如工作、使用大家都讨厌的社交网络、写博客帖子和浏览图片。
但是，她并没有停下来去思考，是怎样的人、组织和力量促成了这种交织。后来她在旧金山找到了一份技术工作，发现她一直盯着的屏幕似乎并不像看上去那么“透明”。然而，根据她自己的描述，她仍然对自己所涉足的这个行业的更大意义一无所知。
近年来，面对科技行业的深度报道，我们并没有感到不知所措。记者、艺评人、历史学家和技术人员一直忙于解释社会和经济的范式转变。从我们的约会生活到市政基础设施的安全，这种转变影响了方方面面。
2017年，亚历山德拉·沃尔夫出版了《众神之谷》（Valley of the Gods）。这类书将科技界描绘成与文化界截然不同的形象，认为科技取代了那些使社会失望的、死气沉沉的领域和部门，如学术界、公共交通系统、本地新闻媒体和政府，并让人们对硅谷产生了盲目崇拜，。
其他一些书籍，如罗杰·麦克纳米所著的《“扎”心了：Facebook灾难就在眼前》（Zucked: Waking Up to the Facebook Catastrophe）一书，陈述的观点更为阴暗。麦克纳米是一位风险投资家，也是马克·扎克伯格早期的引路人。
这些观点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认为科技促进社会秩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恐怖之谷》是对硅谷的另一种叙述，是一个有文学头脑的圈外人对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世界的看法，她认为这样一个世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孤立或与众不同。
维纳引导我们进入了这个领域，领域里的人们已经像消费者一样，面对眼花缭乱的发展势头，都受到奴役。她了解到，他们和我们其他人一样，心烦意乱、自欺欺人，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高效、高生产率和无缝衔接的互联互通。
傲慢的软件开发商、轻浮的投资者和高薪雇员都在追逐增长、利润和个人财富，而没有像维纳在书中那样，停下来回顾，感受“处于一个散发着微光的新世界边缘”的感觉。
从2020年的角度来看，这场角逐带来的意外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为什么这种认识来得如此之慢？维纳将这样的一个问题缩小到人的身上：即使是在五年前，在硅谷的人生时光，从上层人物到她再到底层人民，怎么可能任何一个人都如此的心胸狭隘？
维纳习惯用共同性、整体性的方法观察事物，正如她敏锐地观察着科技的缺陷。科技界也许不想被外人了解太多，但她尤其擅长传达这类对象的想法。通过她的故事，我们开始认识科技的力量以及随之而来的问题，这样一些问题都归于人类知足常乐而无知。
维纳的“参与者-观察者”之旅让人想起迈克尔·刘易斯。30年前，这位前辈在他的经典成长回忆录和曝光作品《说谎者的扑克牌：在华尔街的废墟中崛起》（Liar’s Poker: Rising Through the Wreckage on Wall Street）中解释道：“我开始写这本书，是因为觉得与其继续活在这个故事中，不如把故事讲出来。”
与刘易斯一样，通过描述眼光锐利的世代群像、将其作为系统性失衡的警示性故事，维纳找到了“一条摆脱不幸的道路”。
但是，如果她的编年史小说像刘易斯那本滑稽小说一样，被人们列入必读书目，那入选原因一定不同。在刘易斯的那本滑稽小说中，主人公是一位普林斯顿艺术史专业的学生，故事讲述了这位学生在华尔街著名投行Salomon Brothers工作的经历。
尽管维纳的见解苛刻、肖像描写滑稽可笑，但她的这种热情很可能会引起公众的共鸣。在科技逐渐重塑社会的过程中，公众一直都是稀里糊涂的。
她感兴趣的是，科技行业如此投入、自信满满地努力促进社区意识、实现“崇高使命”，然而当她置身其中时，为何让她感觉不像自己，渴望快乐却又无能为力，对周围的世界不感兴趣。
对于20世纪80年代金融业那种骇人听闻的过度发展和“狗咬狗”的卑鄙竞争，刘易斯轻松地一笔带过。他认为年轻人蜂拥进入华尔街见证了华尔街的全盛时期。维纳在总结21世纪10年代硅谷光环时，将其形容为“千禧一代知识分子工作的希望之地”。她在硅谷中艰难前行，感到更加迷茫。
美国经济衰退后，维纳转向了科技行业。就连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也发现，旧经济的残留堵塞了通往财富和权力的道路。
“我的愿望很普通。”她在解释自己从出版业转到科技行业时说，“我想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变得独立、有用、优秀。我想赚钱，因为我想获得别人的肯定，想拥有自信和价值。”科技行业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感觉自己有所成就”，而不再怀疑自我的价值。
她写道，在出版业，“同龄人从不对未来感到兴奋。相比之下，科技行业承诺了当时很少有行业或机构能承诺的事：未来。”
一篇关于纽约电子书初创企业的文章引起了她的兴趣。她参加了面试，并于2013年初被录用。但她不太适合这个岗位——“她对学习过于感兴趣，但没那么喜欢做事。”这家公司的CEO在全公司的聊天室里偶然输入了这句话，之后她很快就被解雇了。
但维纳自己也意识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她在旧金山一家发展迅速的初创公司找到了一份客服助理的工作。这家公司主打数据分析工具，这种工具是当代所有产品中最热门的：精细分析过的消费者数据慢慢的变成了了最有价值的商品。
在经历了近两年“追求工作的意义”之后，她开始思考科技对心理和社会的影响，但仍继续在硅谷寻找机会。
另一份团队支持的工作是在一家开源的初创公司，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薪水减少，但工作-生活平衡更佳，而且拥有一种“理想主义和老派科技乌托邦主义”，她便被吸引了。
看着维纳回顾自己的生活被硅谷所吞噬，与他人越来越疏离，我们作为读者，和她一起认识到，了解科技行业的社交生活，是理解硅谷对员工催眠、其邪教式文化的侵蚀作用的关键。
矛盾的是，硅谷吹嘘要改变透明度、推动社会变革，该承诺却阻碍了它对社会实际的影响。在刘易斯“人人为己”的华尔街，野蛮的等级制度、残酷的驱动力和贪婪的机会主义都不再是秘密。
在硅谷，钱当然还是很重要的，旧金山湾区遍地是黄金。但维纳“被年轻人的自信所唆使”。
这些年轻人是硅谷的天才，他们重新调整了野心的风格与规模，认为自己正与“中年行业领袖”展开直接竞争。他们工作的意义、目的基于自己信奉的原则，生活方式也相对“优化”，这些都标志着与过去的不同。这种不同至关重要，而且具有传染性。
维纳相信了这种说法，她相信硅谷创新者会超过华尔街巨头，会比他们更加文明、更加现代。“我想要相信，随着几代人的更替，如今这些人会成为经济和政治的中坚力量，会建立一个不同的、更好的、更广阔的世界，”她写道，“而不是仅仅为他们自己人服务。”
难怪她会让这些人提供一些她觉得有益的目标。维纳俏皮而无情地描述道，初创企业倡导“拥有感和归属感、轻松的身份认同、全身心投入的归属感”文化，她很容易就受到了这些文化的影响。
维纳说了一些细节，比如办公室同事间的情谊有些古怪，文化衫上印着“我是由数据驱动的”，玩寻宝游戏的CEO发表声明时会说“我们正在生产的产品……可以推动人类进步”。
不过，当时科技界普遍有一种自嘲氛围，因此她这么写不足为怪。但她真正的壮举，是揭露了自己始终未能留意大局。
自2016年以来，她近距离地目睹了几乎所有玷污科技光环的丑闻，包括侵犯隐私、性别歧视、缺乏多样性、网络骚扰、阴谋活动——但她对这样一些问题不太敏感。她过于在乎老板是否认为她“聪明、有控制力”了。
例如，在这家初创的分析公司，维纳认识到，“对公众来说，互联网的透明度并不理想，而且建议还是不要让大众看见科技公司拥有哪些数据。”
事实上，她自己也面对过不受限制地获取数据的诱惑。为了解决客户的问题，她得到授权，能够使用一种叫做“上帝模式”的设置，让她看到客户的隐私数据。这种操作就像电子游戏转换模式一样。她承认：“数据集让人着迷。”
当有人向政府举报，称互联网情报机构可以获取客户隐私数据时，她的上司迅速动员员工采取行动。“别忘了，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上司告诉他们。“我们做的是好事。”
维纳写道:“尽管整个行业都在谈论发展规模和改变世界，但我并没有考虑更广泛的影响。”
“我几乎完全不考虑这样一个世界。”她对互联网背后的真实世界一无所知，却称自己故意无视科技行业对世界的影响。
但作为千禧一代，作为时代的受益者，她挖苦地写道,在“20年的教育肯定、父母鼓励、社会经济特权和一代人的神话”后，她最终开始看到整个科技行业给她带来的代价。
科技界有一股优化的风气，但这远没有给她带来真正满意的事业目标，反而让她在工作和生活中“像个醉汉一样，在互联网上横冲直撞。”
与此同时，在硅谷之外，美国正处于动荡之中。社会化媒体加剧了美国的两极分化，数字监控也在蔓延。然而维纳并没有真正注意到这些。
“我在权力的高墙后感到无懈可击。社会在变化，我觉得更安全……因为我在权力的机器中。”
2016年总统大选动摇了她。她过去屈服于“科技界压倒性的短视”，这种短视巩固了科技，却并没有撼动社会不平等。她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因为过分信仰效率和便捷的互联互通，过分依赖发展势头和使命的空洞承诺，“整个文化……都被诱惑了”。
回顾2011年的《说谎者的扑克牌》，刘易斯表示，他“认为这是一个即将结束的时代”。我认为，一个体系，如果花钱请像我一样的24岁的年轻人来给别人提供财务建议的话，一定是很疯狂的。但我从未想象到，这种体系居然会长久。”
总统大选之后，维纳发现了自己也处于类似的处境。“有一阵子，我以为一切都会改变。我以为科技狂欢结束了。”她期待着一个经历了锤炼的硅谷，让人们意识到其不足，并摆脱产能过剩。
但就像汤姆·沃尔夫的《宇宙的主人》（Masters of the Universe）所写的那样，硅谷的年轻人并不谦虚。她：“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想法和潜力。”
这次总统大选只是标志着科技生命周期中的一个新的循环，是科技巨头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的新机会。在一次行业活动中，一名科技员工向维纳吐露心声:“我们现在是政府了。”在硅谷里，“宇宙的新主人”还在做白日梦，维纳觉得他们绝对不会醒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