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贱夫贫贱夫妻百事哀，在古代典当妻子的事情时常发生，被典者家庭往往经济贫困，丈夫或因病或无务正业等原因而无力维持生计。那么，妻子究竟是如何被典当呢?有人说女人结婚是第二次投胎，第一次无法选择，第二次总得有所选择了吧。在古代，女子结婚更没得选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子一旦出嫁便意味着失去人身自由，丈夫对妻子绝对占有，妻子得完全听从丈夫的处置，即使丈夫像商品一样把自己买来卖去，古代妇女也不得抗拒半点。
我们来看一份清朝档案：“赵喜堂因手中空乏，难以度日，进退两难，出其无奈，实事无法，情愿出于本身于结发妻送于张慕氏家中营业为主，同更言明使国票六百元整，当面交足，并不短少，定期八年为满。如要到期，将自己妻领回，倘有八年以里，有天灾病孽，各凭天命，于有逃走，两家同找，如找不着，一家失人一家失钱。期满赵喜堂领人，不如张慕氏相干，恐后无凭，立租字人为证。”这是一份典藏在辽宁省档案馆的档案，这是一份“典妻”契约，说的是安东县民赵喜堂因生活困窘，将结发妻子典与他人，妻子在典夫家中生活，期限为八年。八年后，赵喜堂才可将妻领回。在这张契约上，有保人等签名画押，也有本夫的名字，并摁了手印，但妻子未签名，由此可见，妻子根本就没有权力主宰自己命运，当时妇女的地位是多么的低下，被自己的丈夫卖了也是不可以无能为力的，甚至是死是活都由不得自己。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宋朝时典妻现象更为普遍和严重了。苏轼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曾在一项奏折中提到，因欠苗，当时卖田宅雇妻女的人数不胜数。而《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亦记载，熙宁七年(公元1075年)，由于旱灾和蝗灾频发，百姓质妻卖子。
典妻按时间长短也分为两种，时间长者为典妻，5-15年不等;时间短的为租妻，一般一至二年。因典妻多与生儿继嗣有关，所以典妻时间的长短，还得与孩子生育的情况联系在一起。但不管是一年还是十五年，典妻都是临时性的婚媾形式。
旧时典妻风的盛行，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贫贱夫妻百事哀”,大多人典妻与经济的好坏有着紧密关系。
“富人典业，贫子典妻。”被典者家庭往往经济贫困，丈夫或因病或无务正业等原因而无力维持生计;而受典者往往已婚无子，家财富足，需要子嗣。于是两个男人一拍即合，满足各自需求而租典妻子。是否租典一般由丈夫决定，有时候甚至不需要征得妻子的同意。但也有少数妇女因丈夫长期外出，在无以为生的情况下而自典的。无论是哪种情况，当时的女性的命运都是悲惨的。
把自己的妻子当作器物一般出租给别的男人的陋俗，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开始萌芽，一直到民国才开始由盛而衰，新中国成立后，典妻才彻底消失。
或许是赋税繁重，或者是真的走投无路，但拿着自己的妻子抵押给别人换钱糊口，终归是令人不耻的行为，但在古代，尽管朝廷也曾颁布法律禁止，但典妻依然蔓延开来，竟然成风。作者蒋晗玉在《书屋》2008年第11期著文说：“无论是典妻还是借妻，都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体现了丈夫对妻子的绝对占有，女性对男人的人身依附，女子一旦出嫁便失去了人身自由，完全听从丈夫的处置，像商品一样被买来卖去……”这个买来卖去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古代典妻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一妻多夫制的变异
田壮壮的纪录电影《德拉姆》(又名《茶马古道》)中有这样的内容：一个赶马人称自己的伦理上的“嫂子”为“姐姐”,原来小伙和哥哥是共妻的。他们淳朴地、心安理得地面对这样一种生活，或者叫做生活方式，这种融洽是曾经的非血亲之间的“打伙共妻”现象所不能比的。在辽宁省档案馆典藏的档案中，有一件关于打伙合同的档案：
立打伙人孙长义因无钱使，将自己贤妻张金香中人说允，情愿送与张现思名下打伙，言明身价小洋钱叁佰元正，押账钱当面交清，分文不欠，有官钱使用，两家均纳，倘有天灾病业、逃走等情，各安天命。此系两家情愿，恐口无凭，立字为正。(后面还有立字人、中保人、中间人、借字人的签字画押。)
这种让自己的妻子与别的男子打伙生活在一起方式，在东北地区俗称“搭伙”或“拉帮套”.这实际上是招养夫，是一种一妻多夫制的变异形式，其实质是让有劳动能力的男子到无能力维持生计的男人家里帮助过日子。它的特点是已婚女子的本夫患重病，丧失了劳动能力，不能抚养妻子儿女或老人，家境十分贫困，维持不了最低的生活水平，只得依靠另招一夫，负担起全家的生活重担。这些婚俗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因为贫苦潦倒而迫不得已“卖妻获利”。
“质妻和雇妻”现象的萌芽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就出现了“质妻和雇妻”现象。所谓的“质妻”,即把自己妻子转让给他人为妻，换取一笔钱，到约定的时间，要回妻子，送回原款。所谓“雇妻”,即雇主支付雇金给女子的丈夫，在约定的期限之内，让该女子作为自己的临时妻子，到期将女子送回其丈夫，雇金不收回。这两种形式可视作典妻的萌芽。及至宋朝，商品经济发展，典雇妻子的现象更为普遍。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熙宁七年(1075)，因为旱灾和蝗灾，老百姓质妻卖子，父子不保。元祐元年(1086)时，苏轼在一项奏折中写道，二十年间，因为欠苗，卖田宅雇妻女的人不可胜数。《元史·刑法志》有如下规定：“诸以女子典雇于人及典雇人之子女者，并禁止之。若已典雇，愿以婚嫁之礼为妻妾者，听。请受钱典雇妻妾者，禁。其妇同雇而不相离者，听。”由此可见，元代时典妻之风已大盛，故统治者不得已而明文禁之。元世祖时，有大臣王朝专门为此典妻陋习上奏，请给予禁止。
典妻之风盛行的原因
旧时典妻风的盛行由多种经济原因所致，“贫贱夫妻百事哀”:如丈夫有病无力维持家庭，或负债累累度日艰难;也有因赌博而穷困潦倒者，丈夫无奈而租典妻子。此类一般由丈夫做主，而妻子则被迫同意;也有丈夫长期外出不归，妻子生活无着而自典者。受典者往往由于其妻子不育无出，征得妻子同意而去借妻生子。但无论是典妻还是借妻，都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体现了丈夫对妻子的绝对占有，女性对男人的人身依附，女子一旦出嫁便失去了人身自由，完全听从丈夫的处置，像商品一样被买来卖去，没有抗拒的能力，反映了社会黑暗和道德伦理的落后。
有关典妻的规矩
典妻虽说是一种临时性的婚情方式，却也很是讲究仪式的，一般要经过媒证、订约、送聘、迎娶等环节。所谓“媒证”,乃是典委的中间介绍人，或受男方所托，或受女方所托，将受典双方接上关系，并充当证人的角色。媒证在订立典妻的契约上需出具，若有误差，媒证是有责任的。一般典妻均经过订立契约的过程。契约主要写明出典妻子的时间期限，典租妻子的租价及备往事宜。租典期一般租为一至二年，典为三至五年。
典租价以妇女的年龄大小、典租时间的长短而定。对承典的人说来，对所典的妇女也是要提出条件的，比如必须具备生育能力，出典期间不得与原来丈夫同居。苛刻者还要求其在出典期不得回家照看自己的孩子等，并将这些要求写到契约中去。而出典者在有的地方跟新夫住，吃穿均由新夫负责，有的地方则住在自己家中接待新夫，而让原夫回避。这种契约对妇女来说无疑等于卖身契，契约一旦成立，被出典的妻子就得供人玩弄，为人生育，还得与自己所生之子女骨肉分离。
典妻中的送聘完全是象征性的，受典者往往在订立契约后象征性地送点东西给该妇女，如头巾、衣服等，也有送玉器戒指的。所送的聘礼又将由该女子戴上穿上，然后回到受典者家中。凡受典后住入受典者家中的，一般都行迎娶之礼，要择吉日迎娶。迎娶常在夜间，由受典者出花轿迎典妻回到家中。不少地方典妻入家后要举行一定的仪式，要宴请宾客族人。
在浙江武义一带，受典家要在饲堂里摆上香火，设宴请族长、房长及长辈参加，取得他们的认可。有的还要治薄酒谢媒证。不过也有不少地方是不举行什么仪式的，抬进屋中后便就同居了。金华一带因典妻不赴受典者家中居住，故仪式概免。由典者到出典家姘居。典妻中的礼仪主要并不是为了尊重出典者，而只是为未来的儿子博取正名，以取得社会的承认。在典妻期间所生育的孩子是归受典者所有的，姓受典者之姓，认原受典者妻子为母。这对出典者来说是最伤心的事。人之情莫过于骨肉之情，此血缘的割裂常有致出典者为疯的，惨不忍睹，这叫“留子不留妻”。
出典者中也有贪图受典者家中舒适而无意回到夫家的;也有因出典期满而孩子尚幼不忍骨肉分离的;也有出典后原夫病故或外出不归致使其无家可归的;常由受典人与前夫重新谈判，再出一笔钱，续典续租甚至将其买了下来，典妻也终于成了买妾。不过此类事并不太多。大多期满仍回到前夫之家，仍去过其贫寒的日子。
还有一种是“自卖自身”情况，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着一件卖身执照，原文是这样的：
立执照：婚书人刘门杨氏，因丈夫亡故，并无家业、儿女，无依无靠，度日难过，亲朋无有，每日哭哭啼啼，家人可叹，因此自托冰人自卖自身，情愿卖与周凤喜身旁为妻，度日远年，三造说允同家言明，做身价钱壹佰。
伍拾元正，当交不欠，笔下交足，自交价后，永不反悔，此系两家情愿，若有反悔者，有冰人执照为证。媒人：李德功、老金太太，宣统元年九月十二日杨氏代字赵青山。
这里所说的“冰人”就是媒人，但为什么叫“冰人”呢?《晋书?索紞传》里讲，有一个当孝廉的官*员，他的名字叫令狐策。有一天梦见自己站在冰面上，与冰下面的人谈话，感到奇怪，不知吉凶，就来找索叔彻圆梦。索叔彻说：“冰上为阳，冰下为阴，这一定是阴阳(男女)之事了。你在冰上与冰下人谈话，为阴阳语，这个梦预示你将要为人说媒，到开冰的时节，婚事就成了。”不久，太守田豹果然来求他做媒。此后，人称媒人为冰人，后来又有了“红娘”、 “划柯”、“媒妁”、“月老”、“保山”、“媒证”等多种别称。
古代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冰人做媒，因此也叫冰媒。上面这件档案所展示的卖身执照发生在1908年。奉天省安东县的妇女刘杨氏因丈夫去世、膝下无儿无女，没有亲戚朋友，没有家产，也没有了在夫家再呆下去的理由，且自己生活又无依无靠，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家里人(杨氏丈夫家里的亲人)看着很可怜，同意她另找个人家。因此，杨氏托了个媒人把自己卖给他人为妻。
这种交易首先由媒人先找好买主，然后买卖双方及媒人三方共同协商，商定好价钱，现金当面交清;为了怕日后妇女反悔、逃跑，故立执照为证，以绝后患。在执照下面，写有媒人的签字画押，买卖双方也在名字下十字画押，杨氏在其名字旁摁了手印。待手续齐备后，此执照具备了法律效力。这一张纸能把自己卖多少价钱，要视年龄、相貌、身体状况等多方面条件而定。这种自卖自身的现象只能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妇女在走投无路时，迫不得已所采取的下下策。其未来命运如何，只有依靠媒人，听天由命了。
再看另一件典妻的档案：赵喜堂因手中空乏，难以度日，进退两难，出其无奈，实事无法，情愿出于本身于结发妻送于张慕氏家中营业为主，同更言明使国票六百元整，当面交足，并不短少，定期八年为满。如要到期，将自己妻领回，倘有八年以里，有天灾病孽，各凭天命，于有逃走，两家同找，如找不着，一家失人一家失钱。期满赵喜堂领人，不与张慕氏相干，恐后无凭，立租字人为证。这张典妻的契约期限是八年，安东县县民赵喜堂因生活所迫，将自己的结发妻子典与他人，妻子在典夫家中生活，到期后，将妻领回。在这张契约上，写有本夫的名字，并摁上手印，并没有写上妻子的名字，这也说明妻子本人没有权力主宰自己命运。
“转房婚”现象
另外，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国很多民族，长期以来一直流行着“转房婚”现象。除了大家知道的西汉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和昭君出塞的故事，类似故事还有很多，比如晚唐的咸安公主，在回纥生活了21年，她先后按回纥的收继婚制嫁给长寿天亲、忠贞、奉诚及怀信可汗。创造了历嫁祖孙三代、两姓、四位可汗的和亲记录。隋宗室女义成公主，于公元599年嫁给突厥启民可汗，启民可汗死，义成公主又先后改嫁他的儿子始毕、处罗、颉利三位可汗。唐朝建立以后，义成公主数请颉利可汗出兵攻唐，为已经灭亡的隋朝报仇。626年颉利可汗率兵深入长安附近，刚即位为帝的唐太宗与之结盟。四年后，唐将李靖大破突厥，颉利可汗被俘，义成公主被杀，东突厥汗国灭亡。
转房婚现象到宋朝在统治阶级内部就大量减少了。这种寡妇嫁给小叔子，违背儒家的三纲五常原则。从血缘关系上来讲至少是一种乱*伦，汉族的上层知识分子认为这是一种陋习。长兄如父，长嫂如母。比较典型的如包公，把自己的侄儿铡了以后，管自己的嫂子叫“嫂娘”,在中下层人中，这种现象依然故我，嫂子就得嫁给小叔子，弟妹就得嫁给大伯子，宗族观念认为这是很正常的。所以一直到1949年以前，这种事在汉民族的社会底层当中非常普遍。只是各地叫法不同。寡妇嫁给小叔子，在陕西、湖北、湖南、四川的交界处叫“转房”,在湖北东南部地区叫“旧婚”、“续婚”、“晚亲”。
满洲人在入关之前，也是流行这种“转房婚的”,哪怕是在统治阶级上层也觉得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入关以后的满洲人，跟汉族人长期接触，也学四书五经，也学朱熹的学说，逐渐也觉得这个事是丢人的。入关几十年之后，《大清律》作了修改，加了两条：一、收父祖妾及叔伯母者，(类似于唐高宗那样的)斩;二、收兄嫂与弟媳者，绞。但在顺治帝刚刚入关的时候像这种事清宫就很多，比如孝庄皇太后她到底嫁没嫁给多尔衮呢?学界一直说法不一。认为孝庄皇太后嫁给了多尔衮这种观点的论据：一、这是为保全皇位的政*治婚姻;二、弟娶其嫂是满洲旧俗;三、就是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顺治皇帝自己也干过类似事情，他喜欢上自己的弟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媳妇了，就是董鄂妃。
转房婚这种现象却不只是在中国才有的一种特殊婚俗现象，在全世界各个地区都有。如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雷特》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转房婚这种现象长期存在于丹麦的反映。另外在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以及美洲、非洲一些国家的历史上，都曾经长期流行过转房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