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一：冤案的制造者已从权力台面消失。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皇帝制造的冤案，冤杀的大臣，都要等到新皇帝即位后，才有可能昭雪。而新皇帝出于笼络前朝旧臣、巩固权力，以及表示对先皇的孝道，所做的平反工作通常也是有限度的。因此，如《琅琊榜》中，靖王还未登基，就为赤焰军全面翻案，并惩处所有涉案者的事，并不会真的发生。
历史上，宋高宗在位末期，完颜亮发动侵宋战争，大臣中有人上书为岳飞鸣冤，但高宗不为所动。孝宗即位后，“追复岳飞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并对岳飞之子岳霖说：“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但在各类官方文件中，南宋朝廷依旧讳言岳飞案为冤狱。淳熙六年(1179年)，孝宗即位后第17年，才为岳飞议谥。太常寺拟的谥号是“忠慜”，一方面肯定岳飞是大宋忠臣，一方面又表示了百姓对其蒙冤的悲伤。但孝宗看到后，认为若用这个谥号，就相当于批评太上皇“失政”，错杀忠臣，于是改谥岳飞为“武穆”。而陷害岳飞的元凶秦桧、张俊等也都未被追究责任，官爵、谥号如故。
死后也葬在西湖边，同岳飞合称“岳于双少保”的于谦，在“土木堡之变”后，拥立郕王朱祁钰为帝，击败瓦剌大军，稳定了局势。英宗复辟后，于谦以意图谋反的罪名被杀。英宗之子宪宗即位后(1465年)，追赠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下诏称，并称对于谦“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但宪宗并没有给于谦赐谥。
袁崇焕的问题更为复杂一点。依照钱海岳所著《南明史》，南明朝廷曾为袁崇焕平反。崇祯十七年(1644年)，弘光帝登基后，“又复袁崇焕、赵光抃原官”;次年，“予袁崇焕、王在晋祭葬”。永历帝时，还谥袁崇焕为“襄愍”。但以上内容都不见于南明官方文件，可信度至今存有争议。真正为人所知的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帝颁诏为袁崇焕平反，赞扬“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混，不能罄其忱悯，以至身罹重辟，深可悯恻”。并在京都广渠门为之建立祠堂。从崇祯帝到乾隆帝，不仅皇帝不同，甚至已经改朝换代。乾隆为袁崇焕平反，肯定其为忠臣，既能激励群臣效忠清廷，又映衬出明朝皇帝的昏庸。
在明朝还发生过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体平反。因反对魏忠贤而被害的左光斗、杨继盛、杨涟等人，在崇祯帝即位后“拨乱反正”，都很快获得昭雪。由于冤案制造者不包括皇帝，所以平反起来也容易得多。
新皇帝会不会平反冤案，还得取决于有没有强烈的现实利益的驱动
条件二：光有“历史正义”不够，还需要有强烈的现实利益驱动。如果没有重要的现实原因，即使时间已过百年，制造冤案的当事人都已不在，当局一般也不会对对冤案的全面平反有多少兴趣。
在岳飞一案上，岳氏子孙对宋孝宗的平反作为是不满的，一再称先祖“孤忠未尽明，遗谤未尽雪”。直至韩侂胄欲主持“开禧北伐”，有意借重对岳飞的平反，来为南宋的对外政策路线的大转折做政治动员，才建议宋宁宗在嘉泰四年(1204年)，追封岳飞为“鄂王”;不久后，追夺秦桧爵位，将其谥号由“忠献”改为“谬丑”。开禧北伐失败后，秦桧爵位、谥号被恢复，但对岳飞的礼遇未变。宝庆元年(1225年)，岳飞被冤杀后的第83年，宋理宗将其比作诸葛亮、郭子仪，赐谥“忠武”，从官方层面上认可了岳飞的忠臣身份。
对于于谦，要到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卫安宗社”的功绩才被明廷肯定，给予其“忠慜”的谥号。不过谥号最终颁布的时候，变成了“肃慜”，回避了“忠”字。又经过100年的时间，万历十八年(1590年)，鉴于前谥饱受士林非议，不利于开展新时代的“忠君”宣传，朝廷才顺应浙江巡抚之请，将于谦改谥为“忠肃”，使之名实归一。
历史上有一位同《琅琊榜》中祁王萧景禹命运差不多的皇子——汉武帝太子刘据。他们都是因为自身有贤名，且有一批拥护者，而被皇帝猜忌。刘据在征和二年(前91年)的“巫蛊之祸”中被冤杀，罪名是谋反。武帝晚年，为稳定政局以完成皇位的交接班，曾惩治了陷害太子的江充等人，并修建了“思子宫”，但没有进一步的平反举措。
武帝死后，即位的昭帝，是随着太子刘据倒台，才获得帝位继承资格的，因此对巫蛊之祸“这起亟待平反的冤案漠然视之”。昭帝之后即位的宣帝，是刘据的孙子。为了提升自身的皇位合法性，宣帝开始为祖父平反。宣帝下诏，“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祀，其议谥，置园邑。”最终，刘据获得“戾”的谥号，置奉邑200家;刘据同时遇害的儿子(宣帝生父) ，被谥“悼”，置奉邑300家。宣帝同时还借着为祖父昭雪，封赏了一大批恩人、外戚，构建起自己在朝廷中的“嫡系势力”，以对抗当时的权臣霍光。刘据从被杀到逐步被平反，前后历时40余年。
综上，对于一桩钦定的帝制时代的政治冤案而言，冤案制造者已从权力台面消失，后世当权者有强烈的现实利益驱动，是其获得平反的两大最关键要素。至于《琅琊榜》里的平反故事，与历史相较，终不免显得太过轻易。
